中国创新药行业迎来黄金时代

国产创新药产业的崛起以及全球创新药的快速引进,不仅满足了中国患者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还有力促进了中国从医药大国走向医药强国,并在全球创新体系下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中国创新药行业,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方面,2018年3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成立以来,一直在寻求各种措施加快全球创新药进入中国的速度,通过参与全球同步开发引进新药的模式也正在逐步实现;另一方面,从2018年开始,中国创新药产业进入收获期,每年都有多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超过200个国产IND(新药临床研究申请)被受理,国产新药销售额持续快速增长。

更让人欣喜的是,随着企业研发能力提升,中国在一些前沿靶点领域超越欧美,实现技术输出。2020年中国创新药Licence-out(中国新药授权交易)在数量和金额上都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且创下了单项金额30亿美元的全球新纪录。

国产创新药产业的崛起以及全球创新药的快速引进,不仅满足了中国患者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以可持续的方式提高了创新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还有力促进了中国从医药大国走向医药强国,更成为健康中国这一国家战略的坚实基石,并在全球创新体系下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就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相关问题,《环球》杂志日前专访了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以及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康韦。

规模创历史新高

《环球》杂志：近年来,中国创新药规模的扩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

宋瑞霖：2020年中国创新药市场的规模预计达到1400亿美元,整个中国批准上市的创新药是53款,其中进口新药是32个,国产新药21个,均达到历史最高点。这其中,化学药31个,生物药19个,中药3个。从数据可以看出化学药仍然是医药产业的基础,但生物药越来越多,未来这个比例我相信会逐步地接近。

康韦：最近5年中国创新药规模不断扩大,2016年全年批准的新药才7个,现在翻了好几倍。数据还显示,2016～2020年间,中国累计上市了200种创新药,其中80%来自外资创新药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本土创新药越来越多,而且是以加速度在发展。

《环球》杂志：2015年以来,中国创新药政策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活力不断释放,这给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

宋瑞霖：2015年是中国药品监管改革元年,国办44号文件(《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可以说打出了药品监管改革的第一枪,此后各项提高药品审评审批质量、效率的政策法规密集出台,出台数量和涉及内涵上在中国药品监管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例如,之前中国药品审批需要“三报三批”,光排队等待就要耗费大量时间,现在是临床Ⅰ期到Ⅲ期联批,为药品审评审批流程节省了3～5年时间。随后,国家药监局引入“60天默示许可”制度,就是60天申报期内,监管部门如果没有给出否定的结论,就自动默认生效。随着药品临床试验基地由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中国的临床试验资源也得到极大释放,仅用3年时间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就由原来的400多家增长为1000多家;新药平均审批时间也缩短至12个月左右,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继国药新冠灭活疫苗获得有条件批准上市之后,2月5日,国家药监局又附条件批准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新冠灭活疫苗(Vero细胞)注册申请,国家药监局按照研审联动、随提交随审评的工作机制同步开展滚动审评,所以这款疫苗从2月3日提交上市注册申请到获批,仅用了2天时间,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药品监管改革不仅加快了药品的审评效率,更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医药创新的春天已经来了。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执行总裁康韦）

康韦：2015年前中国新药的批准时间较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平均晚5～7年,现在一系列加快审评审批体制改革的政策“组合拳”,已将新药上市时间大大缩短,使得新药实现境内外同步注册上市成为可能。2017年6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ICH),标志着着中国药品注册技术与国际接轨之路已经全面打开。对于国外的创新药,可以说我们引入的数量越来越多,引入的速度越来越快,引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

跻身第二方阵

《环球》杂志：除了政策环境,还有哪些因素促进了创新药行业驶入快车道?

宋瑞霖：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一方面,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中国的药物研发机构与国际药物研发机构、企业紧密合作,这种国际间的交融也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全面开放的金融政策,都为医药创新提供了源泉。全球三大生物医药创新的零收入上市融资平台:纳斯达克、港交所、上海交易所,有两个在中国,深圳交易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也为生物医药创新企业融资提供了便利,实现金融赋能创新。可以说中国现在医药行业充满活力,更将助力科学家、企业家和金融家携手打造全球医药创新高地。

康韦：还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人才:大量海外科学家回国,给中国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百济神州制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晓东博士;在抗体和融合蛋白工程和优化方面有着丰富专业知识的荣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首席科学官房健民博士;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他创建了西湖大学及诺诚健制药公司,他们都是归国科学家中创业的佼佼者。此外,跨国药企不仅见证了创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时间与全球逐渐同步,其在华研发中心也日益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培养了大批中国本土医学人才,孵化了诸多生物医药产业业态。

第二是临床试验能力。在国家药监局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改革的举措下,推进中国加入全球更早期的Ⅰ期、Ⅱ期临床研究,助力中国临床医生更多参与到药物早期临床,积攒临床研究的经验和能力,从而加强本土创新研发能力,同时有助于中国患者更早用到创新药,实现与全球患者几乎同步获益。

《环球》杂志：中国创新药发展目前在全球处于什么水平?

宋瑞霖：客观地说,中国创新药还在发展时期,之前中国医药产业以仿制药为主,我个人认为这个大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创新药已经起步,正在走向first-in-class,从跟随者走向并行者,但还没有达到引领者的高度。

对全球创新贡献最大的是美国,2018年中国对全球新药上市的贡献率为7.8%,与欧洲日本同处在全球医药创新的第二方阵,但从医药创新能力和创新药获批数量上看,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都是最为显著的。

康韦：随着中国医药政策、人才、资本三大要素相互作用,一个蓬勃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从数量上看2019年中国已经跻身创新药第二梯队,2016年中国对全球研发创新的贡献率仅为2%～4%,还在第三梯队。未来,如何通过政策指引,提高创新研发的效率及质量值得探讨。

积极参与全球同步开发

《环球》杂志：近两年创新药行业格局有何变化?

宋瑞霖：按照创新药种类划分,从过去以小分子为主,向大分子生物药,特别是以免疫为主的药物发展;一些传统的中药企业也开始转向大分子生物药,希望借道超车。

研发模式则从过去的高通量筛选向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的筛选转化,更加注重整个医学科研转化能力的提升,从过去主要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半环,与目前从临床向实验室研究转化的另一半环合拢,实现双向转化。未来我们除了要加强基础研发能力,还要加强临床中心的研发能力,发现新的靶点、新的机制,特别是通过发现新的需求来引领药物研发,作为临床大国必须要挖掘临床医疗的巨大潜力。

康韦：伴随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国内的研发中心与国际上各研究机构、各领域专家紧密合作,参与的创新药临床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广,通过参与全球同步开发引进新药的模式正在逐步实现,目前这个比例已接近10%。

例如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抗纤维化治疗药物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三项新适应症,都在中国实现了全球同步递交,这三个适应症也先后在中国获批,获批是基于Ⅲ期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结果,这三项全球研究均有中国患者参加。

《环球》杂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创新药行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和变化?

宋瑞霖：这次疫情在全球暴发使得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药物研发能力,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国的实力以及强国的标准都在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医药和健康的保障能力,那么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强国。

目前已经有几十个国家批准购买或紧急授权使用中国疫苗了,欧洲一些领导人公开呼吁中国疫苗去欧洲申报,世界正逐步理性地看待中国医药产品,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次疫情给中国医药走向世界带来更大的信心和机会。

我们把疫苗技术提供给了相关国家,那么这家企业就可以在这个国家设立分公司、设立本地工厂,尤其是与中国有着紧密合作的“一带一路”国家和一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全球能做医药创新的国家并不多,绝大部分国家创新药都是依赖进口的。中国有成本优势,只要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中国的创新药就能够走向国际化,中国的医药产业也只有通过国际化,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我们期待着以中国为总部的本土跨国制药企业能尽快成长起来。

康韦：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一款药品从前期研发到上市通常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在全球都在期待与新冠相关的疫苗及药物尽快上市的当下,如何在短期内让疫苗能够快速、有效、保质保量地生产和使用,是接下来着重要解决的事,这也凸显了医药创新的重要性。

多家中外药企不计成本投入研发,在诊断试剂、药品和疫苗等研发方面打破常规,为全球疫情防控做出了突出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也让我们意识到,疾病无国界,创新无国界,疫情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的,必须依赖于国际合作。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科学家研究出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就分享给了世界,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也把可增强疫苗效力的疫苗佐剂提供给中国的疫苗研发企业,用于他们候选新冠疫苗的研发。

技术转化能力不足成最大短板

《环球》杂志：国产创新药发展的短板在哪里?

宋瑞霖：一个是基础科研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不足。正如前不久施一公院士指出的,如今中国的GDP已经是全球第二,但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我们排在20名以外。

第二是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问题。还是回到龚自珍的那句名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要打破学术界论资排辈的传统,建立一种新的机制——能够激励科研人员十几年如一日钻研的机制,能够发挥每一个科研团队自主研发潜力和积极性的机制。

第三是监管能力尚待强化,科学监管水平还可提高。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药品监管能力与药物创新能力具有非常紧密的相关性,相互推动与提高具有重要意义。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监管创新,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科学、高效、权威的药品监管体系。这将是未来深化中国药品监管改革、提升药品监管能力的又一重要指导性文件,非常值得期待。

康韦：中国的新药研发才刚刚起步,与欧美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上医药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到临床前、临床试验,参与转化医学。例如一个创新药研发,背后会有数百位科学家,在临床试验之前进行各种临床试验设计的讨论及论证,这方面目前中国差距很大。

《环球》杂志：目前创新药纳入国家医药目录的情况如何?新药谈判的难点是什么?

宋瑞霖：从最新一次的医保创新药谈判来看,市场反应是正面的。医保作为支付方,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降低成本,这符合市场规律,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说到难点,第一,医保谈判并不直接定量,而是基于对市场的估算,医保仅仅是支付者,而不是药品的购买者,这就使价格谈判具有相对的不确定性。

第二,价格的高低。创新药本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价格的特征,所以要研究如何建立多赢的医保目录调整机制,如果单纯因为价格问题导致创新药进不了医保可能会得不偿失,最终伤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

第三,只依靠国家医保去支撑创新药的发展是不够的,一定要发展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的健康保险体系,为医药行业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路。

中国过去是七八年才调整一次医保目录,之后是两年一次,目前已经确定对创新药实行一年一次动态调整,当前的医保改革对于医药创新总体是利好的。但是中国对于一类创新药还应当继续扩大开放,尤其对于那些填补临床空白的药品,希望能够实现随批随谈,尽快进入医保报销目录,造福患者。

康韦：创新药的支付,是实现创新闭环、行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然而中国创新药占处方药市场份额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创新药发展目标不匹配:2018年G20国家处方药市场销售份额分析中,专利期内的原研药份额,前三名中美国占66%,澳大利亚是59%,德国是57%,中国排在第18名,只有9%。

要缩小差距,关键有两点:第一,增加创新药的支付资金,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第二,完善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建立独立的评审机构和公开透明的评审流程;倡导以价值为导向的循证决策,完善创新药准入的评估方法;加速谈判药品落地执行。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设有专业机构来评估药品的疗效与经济性,从而为创新药进入医保提供科学依据,中国在相关机构的建设上还有很大差距。在评估药物临床疗效时,参照品的选择十分关键,因为这决定了创新药相对于参照品的临床附加效益。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韩国等国家,企业均有机会在评估前与评估机构就参照品选择进行沟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会在药品临床试验阶段就向企业提供参照品选择的建议;多数国家在评估中和评估后,企业有机会向评估机构解释和申诉。

《环球》杂志：应如何加大创新药在中国的可及性?

宋瑞霖：可及就是老百姓要用得上,用得起。第一,要有更多的创新药研发出来或引入进来;第二,有更多的创新药能够进入医疗保障体系;第三,强化医院和医生的相关培训,推动合理用药。归根结底,只要三药联动的改革到位,创新药可及性就一定能够提升。

康韦：谈创新药可及性,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以参照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过去5年,中国累计上市了200种创新药,聚焦在抗肿瘤、心血管系统和消化/代谢三类。在抗肿瘤领域,随着中国市场持续性引入海外抗肿瘤药物,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得到了有效治疗,中国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从2005年到2015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达到40.5%;但由于创新药的可及性受多个环节和政策的影响,很多患者还不能及时用到创新药,这一数字与发达国家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接近70%的水平差距明显,反映出在通过创新药提升中国患者生存质量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是否能将医药创新与患者可及之间打通,是中国医药创新面临的一大挑战。新药受制于药物可及性和医保方面的政策,许多药物在获得批准后仍只能覆盖潜在病患的一小部分,病人用不到、用不起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如何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改革,加强药品的审评审批、医保支付、临床使用三方的联动关系,提升药物可及性,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是下一阶段的重要课题。（本文转载自《环球》杂志）